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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治”的制度“密碼”

發布時間: 2019-11-06 信息來源:黨建網 字體:[ ]

當今世界,一個頗受世人關注的“歷史之謎”,在于“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的鮮明對比。尤其是當看到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的“國之大典”是如此氣勢恢宏、大度雍容,綱維有序、禮樂交融,集中展現出當代中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民族團結、人民幸福和社會安寧的繁榮興盛局面,人們不禁會問,一個曾經被西方列強百般蹂躪、幾近亡國滅種的東方落后國家,一個曾經長期無法擺脫饑餓、疾病以及無數災難嚴重困擾的數億人國度,是怎樣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呢?是怎樣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短短七十年內就實現了西方發達國家一兩百年才能完成的發展目標呢?又是怎樣在屢屢被人不看好的情況下贏得了長時期的經濟發展奇跡和政治社會穩定奇跡的呢?對此,剛剛結束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可以說給出了最權威、最全面也是最深刻的系統回答,從而歷史性地揭示了重要的“時代之問”——“中國之治”的真正謎底,同時也為“中國之治”的持續發展夯實了理論基礎、作出了制度安排。

中國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保障

繼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把“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時隔六年,2019年10月底召開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把它確立為本次會議的主題,并一致表決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一具有里程碑和標志性意義的重大決策部署。

“制度”作為人類文明要素的重要構成,歷來處于基礎性和決定性地位,其成熟與否也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政權是否走上規范有序、協同高效運行軌道的根本標志之一。歷史表明,十九屆四中全會是我們黨首次把“制度”以及與其緊密相關的“國家治理”問題作為大會主題予以討論和表決,意義自是十分重大,釋放的“信號”也是相當清晰而強烈。站在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的重要關頭,尤其是當身處“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進程正處在關鍵時期,“行百里者半九十”,當此之時,眼睛向內、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什么都重要,而在風險挑戰不斷、步履艱難前行的偉大征途中,始終做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斗”,沒有什么比拿出一定時間來全面回顧“來時走過的路”、系統總結自身經驗教訓進而通過“制度”的形式把那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下來更根本、更緊要的了。

黨的全面領導是國家治理的關鍵和根本

《管子》有言,“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意思是說,大國而政治掌控力和治理能力如果弱小,那么,國家最終也會走弱;小國而政治掌控力和治理能力強大,那么,國家必將變得強大。制度及其治理體系和能力,本質上屬于政治上層建筑的范疇,受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制約,反過來對于生產關系變革和生產力發展又具有強大反作用。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建、軍事、外事等諸多領域的制度設計中,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制度體系處于根本的、決定性的位置。這就是我們常講的——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要的一條就是要明確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必須把完善黨的全面領導制度,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水平放在頭等重要位置,從而突出黨的全面領導制度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統攝性地位。實際上,這次全會從指導思想到重大觀點、具體舉措等,無不鮮明體現了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這一總的、根本要求。

堅持制度自信,不斷增強制度優勢

縱觀寰宇,在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逆全球化行徑的阻撓下,經濟全球化盡管遭遇挫折,但總的趨勢不可逆轉,國家之間的綜合國力的競爭非但沒有消停,反而更趨激烈,在這其中,包含制度性力量在內的全部軟實力的較量日益凸顯,逐漸成為大國之間角逐世界舞臺的制高點。在理論層面,美國戰略分析家約瑟夫·奈在其《軟實力》一書中已有深入揭示,而在實踐層面,可以說完全超出他的想象的是,原本看似各方面極其落后的人口超大規模國家——中國居然能夠后來居上,不僅在經濟實力上逼近美國,更是在政治制度、經濟體制等諸多制度性方面展現出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以不可阻擋的發展成就打破了西方針對中國的無數個“不可能”,實現了一個又一個成功逆襲。更讓有些西方人士意想不到的是,堅持獨立自主、依照本國國情和人民意愿選擇發展道路以及制度安排,而不是按照別人的意志進行本國現代化建設的成功經驗,已經引起了世界上那些既想保持自身獨立性同時又能較快實現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的關注乃至借鑒。“中國道路”及其制度模式的價值不僅局限于本國之內,而是越發展現出它內在具有的國際意義,為多樣化的世界提供了可供選擇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個不爭的事實,極大地消解了西方人持有的若干理論范式的同時,還使得他們不得不對所謂“中國模式”刮目相看。實際上,比較于近年來愈演愈烈的“西方之亂”,起點低的中國為何能在同樣的國際金融危機面前表現出風景這邊獨好,當然離不開億萬中國人民的勤勞智慧,當然不能脫離方興未艾的經濟全球化潮流,但是歸根結底還是我們所走的“道路”、所堅持的“制度”和“體制”上。這就是為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全面提煉和總結的“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發展人民民主,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切實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權利”“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等十三個“顯著優勢”。

堅持守正創新,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放在中國文化語境中,“治”表現為一個過程,但更是一種狀態,即與“亂”相對應的一種高度有序、運轉高效的理想社會狀態。由“大亂”而“大治”反映的是古人難以逾越的歷史循環論思想,但也的確蘊涵了歷史上的中國人對于國家和社會最終歸于高度治理進而高度和諧狀態的無限憧憬和向往。從另一方面看,“治理”是當今時代的一個熱度很高的詞兒,從政黨治理、社會治理、國家治理到全球治理,治理的呼聲歷來此起彼伏,可是放眼全球,“治理赤字”問題依然觸目驚心。事實上,高談闊論“治理”如何如何是一回事,治理的實際效果如何又是另一回事。決定治理效果的不是誰說的話有多好聽,根本上還是取決于治國理政的主導者代表誰、為誰說話、為誰治理。“法治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可謂眾所周知,但是真正能夠秉承“法治”之精髓,設身處地把自己擺進去厲行自我革命進而推行良法善治的,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找不出第二個。從“管理”到“治理”,從“社會主義法制國家”到“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再到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在政黨治理、社會治理、國家治理乃至引領全球治理等諸多方面之所以能夠成效卓著、備受關注,根本上還是在于執政的共產黨人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切實維護人民主體地位,著眼實現廣大民眾的民生福祉,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在現代化建設進程中把制度優勢很好地轉化為了治理效能,同時也從根本上打破了中國歷史上“治亂循環”的治理怪圈。

堅持身體力行,做制度執行的表率

全會強調,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制度的生命力全在于執行。回溯歷史,漢唐盛世之所以由盛轉衰,原本健全的制度體系因為缺乏必要的執行力而逐漸遭到侵蝕、消解直至分崩離析,是其致命癥候所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由于有了中國共產黨這個以馬克思主義徹底唯物主義為理論指導的先進政黨的領導,也就有了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的保障。這個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源自于中國共產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階級本色,集中體現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秉承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組織原則,表現在黨內政治生活上,《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的“四個服從”正是對此最好的說明。

一個行動勝過一打綱領。面向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宏偉戰略目標,積極響應全會號召,各級黨委和政府以及各級領導干部應切實強化制度意識,身體力行,帶頭維護制度權威,做制度執行的表率,帶動全黨全社會自覺尊崇制度、嚴格執行制度、堅決維護制度;還應加強制度理論研究和宣傳教育,引導全黨全社會充分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和優越性,進一步堅定制度自信;著力推動廣大干部嚴格按照制度履行職責、行使權力、開展工作,全面提高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等各項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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